冷暖流交汇的地方会有鱼群。
澳洲闷热黏腻，潮湿的琴房里，冷热间我们成了两尾鱼。
虽早在芜杂的现实琐碎中失去了联系，但是在那晚之后，我仍旧不断地试图以回忆捞起关于他们的碎片，可那些碎裂的东西远不够完整。所以我选择把关于他们的一切再转述给你，我的朋友，你得理解，这就像一种卸下了愧疚的遗忘。我终于能捏着酸痛的脖颈，摆着手往远处走，把影子越走越小，直到成为一个微小到难以甄别的黑点也不再回头。
话是这么说，不过真到讲的时候，不是自己的故事总是难开口的。要知道我只是一个在吧台后协助调酒的兼职，按照主顾的话，也仅是负责把各类的液体按配剂倒进雪克杯，再把摇晃着的混合物顺着食管倒进客人的胃袋里的人。
我不常跟顾客闲谈，更不会主动搭话，这向来不是我负责的。但他来的那天因为格外厚重的积雪，生意并不好。为了挽留这般难能可贵的客源，更为了让店里惨淡的营业额能稍微好看些，在点单后，我便放任了他自作主张的攀谈。
说实话，我怀疑他甚至没有仔细看完酒单就胡乱指了一瓶起码能让他在这里耗上一个小时的白州。尽管如此，这也让我更加笃定了：他绝不是为了酗酒来的，或是说他想要的绝不止酒精。穿着体面，要是为了同样体面地打发时间，南面的商区远有着更好的选择，他并非负担不起。或者说，那里才是他和他层叠在一起的咖色呢子大衣和羊绒围巾该出现的地方。
他说他叫陈，至此关于他的一切便在称呼处浅尝辄止地停下了，没有职业，没有原因，没有铺垫。明明是他的声带在翁动着自述，可他的存在反倒被换成是一片浅薄的空白，他絮叨着的故事中几乎再未提起过自己。一切生动又鲜活的细节都被填进了另一副躯壳。充盈的，丰满的，那都是杨。
到这，我才意识到他是不一样的，我们这里从不缺怪人，可他比其他人都要再奇怪上一些。这个镇上的人不会在能冻死人的北街一拍脑袋决定钻进一家廉价酒精店，更不会像一只被摇晃了一路的碳酸饮料一样试图引爆自己无以自遣的分享欲。而就当这个不幸被碳酸挑中的值班兼职终于无法忍受，拉开易拉罐拉环后，却发现里面争相流淌出的却满是别人，关于陈的所有不过是糖水上面浮着的那一层沫。
如若一定要追根溯源的话，他一直存在、生活着的南半球其实并不是他的故乡。九个小时的飞行距离将一切都强硬地隔开了，所有东西都太过陌生，季节、气候、哪怕是涡流的方向都是反着来的。
他就这么在十四岁带着多疑的敏感来到澳洲，遇见了十五岁的杨。
“所以你们怎么认识的？我的意思是你和杨，”斟酌着他的沉默，我意识到这似乎是轮到我该说些什么的时刻了。即使我尽可能地放缓了语气，太过唐突的插入似乎还是激起了他的情绪，我又只得慌乱地往回找补，“我很抱歉……”
“从来没有人敢在黄老师的课上迟到。” 出乎我的意料，他的回应来得平静和迅速，尾音甚至带着些难以察觉的笑意，仿佛刚刚的哑然不语只是一个推宕的意外。
数学辅导课上，大了他一岁的人戴着板正的框架眼镜，生生压着重合的分针才冲进教室，险些迟到。顶着讲台上的重压，他环顾了一圈随即在他身边坐定。一脸好学生模样的人一边解围巾一边向一旁早已看呆的他伸出手，“你可以叫我杨。”
随后一切就这么顺理成章地发生了。他们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好到对方的父母都已成熟识，逢年过节都得携着家里烘得温软的夹馅曲奇登门拜访、互相问候。
每到这个时候都是极开心的，虽然他不喜欢那些甜得发腻的曲奇，次次都要把饼干推给姐姐或是掰成能融在牛奶里的碎屑骗过母亲，但是他很喜欢杨。
当然，除了教辅和三角函数，他所讲述的这段相遇里还弥散着音乐，非常多的只属于他们的像水一样流动着的音乐。
他们合奏的机会不多，但演出效果一直都很好。高他一年级的杨下课总要比他早些，所以经常是提前占了最里面的房间等他来。虽说这样是为了方便他来找，但最后这种一来一回的形式苦的也还是他自己。在靠近楼梯口的琴房里，怕被开关门时扇形的移动轨迹磕到，钢琴总被摆在更靠近窗口的位置。看指板看谱子都还好说，每每试图和杨眼神交流对拍子的时候，都得迎着外头热辣的阳光，背着光经常是被刺得眼睛都睁不开，大呼小叫地举着弓要求杨去拉帘子。
比起澳洲多得要通货膨胀的晴天，他更喜欢柔软淅沥的雨，比如故乡的回南天，比如k304，比如德布希，比如杨和杨弹的琴。
不过杨不喜欢k304。
第二乐章的引子有种肿胀的酸痛，像是呛水或是哭之前鼻根那里会反上来的酸痛，还带着一点潮湿的味道。杨坐在琴凳上，偏过头向他解释。水味连带着整个乐章都苦苦的，所以他不喜欢。不喜欢跟不练琴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尚且年幼的、相信哪怕世界的尽头是虚无也要在黑暗里点起蜡烛练琴的陈狠狠往弓上又擦了一把松香。
杨和他截然相反，多年后的陈这么总结。不仅是因为两个人对那首e小调奏鸣曲的微妙态度，性格活泛又善于人际关系的杨和他像是隔着半个地球的两极，但这都不影响他们那时相见恨晚一样的形影不离。细数下来，他们都一样地讨厌数学，都会在闲暇的时候练琴，而更多的远不止于此，他还能往下列出一张长长的表。陈总觉得如果砸碎杨圆滑的壳，里面藏着的东西一定边缘锋锐，张扬地闪烁着丝丝缕缕的光。
就在他认为迟早有一天他能找到这个机会拆开杨的时候，杨在他们并肩的地方向后退了一步。那是个闲来无事的下午，没什么特别的，沸腾着的夏天还在井然有序地向前。漫长的假期里，他一时兴起裁了家里的两只一次性纸杯和自己那不知放了多久的针线包做了一对杯子电话。在飘荡的柳树枝下，他把另一头递给了杨，让他在树的另一边坐下再随便说点什么。所以他们在背对背的地方琐碎地讲着，把时间掰碎了一点点消磨。
“你想过以后的事吗？”现在和过去早都被翻来覆去地讲遍了，他把下巴搁在膝盖上，闭着眼只顾想，“我想我应该还是要继续拉琴的，而且不管怎么样，我以后一定得亲眼看一次樱花。”
“想过，但是现在也挺好的。”隔着两层杯底，杨的声音被压得闷闷沉沉的，时断时续地颠簸着，没什么逻辑的转折引得他不明所以，只好当成和平常没两样的玩笑话听罢。
那是他们临别前三天的事。到现在想来，都像做了一个俗套的梦，在惊醒后只留下满身的冷汗和空长的虚无感。
“我还是去车站了，”过了半晌，他交叠的手臂中才传回点声响，“一个人偷偷跑过去的，还去了机场。我知道我绝对找不到他。我只想知道为什么，我自己想不明白。”
来往的人群和巴士的尾气喧嚣在一起，他不断地回头试图透过频繁地眨眼稳定慌乱的心跳，在又闯进了一团扬起的尘埃和紧随的训斥警告后，一只手猛地攥住了他的手腕。是母亲，她的焦虑和不安明晃晃地扯住了他的腕骨，又结结实实地环绕了一整圈。她摇头，那个无言的劝阻他想他应该是读懂了的，难得一次。
“她到底也该是很生气的，只是她什么都没说。就问我想不想去看海。”
他住的地方离海边很近，近到南边来的风里都时常卷着湿漉的咸味。这风吹了这么多年，海他却是一次都没去过。
潮水涌上来了。被阳光整日烘烤着的大块水体这时倒也算不上冷，只是携着凉意一点点覆过脚背，快要没到脚踝。让他想起小时候被母亲逼着去的国语课里的，远在大洋另一头的会卷起白色浪花的海。好像在那边的故事里，浪都是一朵一朵的花。
不由自主地，向着太阳的方向，他撑开手。手指和手指间的缝隙好像长出了一层薄薄的水膜，薄得透亮，薄得好像能覆住他的整个身体。透过荡着涟漪的那一层膜，他好像恍惚间看见了杨远远地隔着人群冲他笑，舒展的五官反倒是被水波歪曲到蜷在一起。
认出来了，布里斯本毒辣的夏季，明媚的午后阳光倾泻而下刺得他眼睛生疼，过度曝光一样模糊地折射着光影。水层厚起来了，流动着的声音逐渐盖过了爱丽丝街街头嘈杂的环境音，尖锐成一道渐强的耳鸣。他看到他抬臂挥手的动作一帧一帧地慢下来，好像再下去就会频闪出老式的电视雪花。
他突然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想要流泪的冲动，酸涩的眼角怎么都绷不住下坠。肾上腺素跟一阵冷颤一样流过去了，冻得他四肢发麻。心脏膨胀颤动，紧贴着的肺却好像在深处坍塌萎缩。
无法站立，无法呼吸，想要哭泣，想要尖叫，但最终也只是在隔着水、隔着光、隔着人的地方想要看清他，再看清他一些。
在那之后的很久他都没再提起过那个名字，好似这样就能撇清他自己与杨的一切关系，哪怕要撕开血肉也要急着把不属于自己的那一半烙印绞下来。后来，他也花了很久才终于堪堪记起这段过往，把那截断掉的线又从垃圾堆里捡了回来，沁满水的编织物被隔着时间勾起，拖出一路长长的水渍。
“后来？后来就是我的二十六岁生日，”随着他灌下的酒，他奔流着的叙述仿佛也要枯竭在这个重重的停顿里，“我在布里斯本的机场见到他了。”
如果要我评价的话，他们在机场简餐店的相遇像极了一个充满恶意的巧合。兜兜转转好几年，到头来不还是回到了起点，即便两个人中的一个准备去北美，另一个是在转机回欧洲的路上。
简餐店的咖啡带着一股廉价的塑料酸涩，他端在手里勉为其难地抿了两口，权当为了咖啡因摄入，和那该死的机场物价。对于如此荒诞的跌宕起伏，我是忍不住地要往细节里问，可他说他早已记不太清那天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他们短暂的重聚就像一场被雨水淋湿了的错时烟火，泡烂的纸板箱倾倒的地方不再绚烂，也早已失去了夺目的火光，只剩疲惫不堪的硫磺味和硝烟味在肆意弥散。他们礼貌地寒暄，随意地挑拣着那天之后发生的种种当作近况交流。不约而同地，没有人再提那天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兴许他们之间共有的那些无需言语的默契还没消失干净，当然也可能是对于他们来说，那已经不再重要了、早就记不清了。
“生日快乐，”在留下一句礼貌性的祝福后，杨最终还是推开了眼前打着旋的杯子，在侧身借道时拍了拍他的肩。
“生日啊……”他又重复了一句，声音很小，小到我就快错过这如烟一般掠过的喃喃。
每年的这个时候，澄净的黑夜就会被定格成一个节点。好像过了零点——一旦显示屏上跳动着的数字从59被拨到00，他就得在那一瞬间刺破自己，然后从这具活了二十几年的旧壳子里蜕出来，舒展成年长了一岁的更成熟的自己。
生日快乐，他向新的一年俯身献礼。
杨总说他鞠躬的时候从不记得并腿，在台上大剌剌地叉腿躬腰，不像是在绒幕布前的谢幕，更像是稀树草原上的长颈鹿喝水。
站定，弯腰——那就当这是他敬给杨的吧，或者说，是敬给他远在世界另一头的那一半的灵魂。
他大概永远也没办法取回寄托在那上面如同玻璃一般璀璨分明的共鸣了，但是失去的空白总会被填满的——树下，杨的指尖抵着他的心口，他口中的声音和纸杯里的声音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模模糊糊地交叠在一起——无论是被永恒的时间还是某个突然的瞬间，总有些东西会缓慢地上浮直到一眼就能看到左右齐平的液面，就像个联通器一样。
尽管在更多的情况下，他的内部结构都更像一只洋葱，每一层都紧紧包裹着更里面的一层。一个人的时候，十六岁的陈就会钻出来，在黑暗的包裹中好好地哭上一顿，才再憋着红透了的眼角缩回二十六岁的身体里，“刷”的一声把拉链拉上，干脆利落。只有被赶出来的，孤零在干涩空气中的二十六岁的陈知道，剩在那半杯咖啡里的，他们都没说下去的是什么。沉默后的山也好、海也好、那些未完的约定也好，他们之间或许真的早已无话可说了。
最后，在所有可能的结局中，他也选择了不再相见，一直到现在才亦步亦趋地意识到那里还挂着半个未完的待续。也许就像杨说的，想不明白的事就干脆不想了。
“那你放下了吗？”我一边擦着杯子一边问他，玻璃折射出的光斑映在墙上，倒像是太阳和风组成的海面，一片波光。
他没说话，只是对着那片翻腾着的墙面又喝了一口酒。
不管是那个逼仄琴房里无疾而终的合奏，还是海边只存在于他恍惚踉跄的梦里的长街，关于杨的所有回忆都被仓促塞进了那个模糊的、背着光的轮廓里。总有些什么要赶着他向前，要一刻不停地向前走，让他来不及分辨那个毛茸茸的边缘线里究竟还有没有剩下点什么。这样不管不顾的结果就是两次的草草结束，一次是在十六岁的车站，一次是在二十六岁的机场。他珍视的东西有很多，音乐是，理想是，杨曾经也是。但随着道路不断地向前延伸，这些东西的分量越来越重，也越来越难以解释，直到最后被丢得不剩几样，剩下舍不得的都被一层厚厚的绒布盖着，那里面就包括了相遇和告别。
他们之间缺一个正式的再见，他之前经常忍不住要这么想。不过比起任何言语上的告别，这个再见还得更抽象些，得是某个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能把过去和现在分隔开的瞬间才好。少了切割的这下总给他一种说话只说一半的感觉，或像一个没合拢的句点。数不清的逗号把这中间那几年的时间唐突地悬在了中间，没头没尾的，起也不是落也不是。
这算不告而别吗，他问我。
擦干净的杯子被整齐地摆在一边，让那一小块脱离现实的海跟着凝固了。
大概是不算的吧，他斟酌了一会，转头看向我，用一种笃定的语气缓慢地说着。
那些沉重的东西，到头来解释权终究不在他自己的手里，也不归他说了算。就像停滞在过去，就像尝起来像灰烬的e_小调，就像到最后他也没能在盛放的樱花树下拉引子与回旋。重要的、不重要的都被轻轻放下。
我注视着他的眼睛，好像能透过那片暗哑的黑暗看到一个新世界，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那里泅着在洋流中心巡回的鱼群，长着那棵依旧青涩蓊郁的树，藏着那摞遗忘在十五岁暑假的琴谱，还有通往棉线另一头的杯子电话。
但是一晃神，那里好像又什么都没有了。
可能这片海里从来就不存在一个杨。又或许，那只是存在于世界之后、死亡之前的一个模糊倒影。在他抬头直视太阳的时候，就在那一瞬间，就在他终于无法忍耐本能地眯起眼睛的时候，他们并肩又接踵而至的过去和那无数个没有定数的将来都融成了一张细密的网，飘飘悠悠地撒了下来。
但这都与现在的陈无关了。就在季节性洄游随着暖流向北的时候，他早已往高举起的杯中灌进了一千一万份的所谓祝福，和相同分量的眼泪。
于是我们往伏特加里兑满了茶，看着深深浅浅的酒液再次摇晃着上升，堆积在瓶口快要溢出。我举杯——重点其实从来不在其中描述的任何——碰上剩下的两只，昏暗中斑驳的玻璃器皿撞出一声脆响，像是一句不成调的告别。
一切都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