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凡是人,不分地位、宗教信仰、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家庭环境,都可以在写作上一试身手,甚至疯子、舞台艺术爱好者、被褫夺公权的人要写作,也不犯禁

——契诃夫

郭文瀚

笔者在元旦那几天坐火车去了西藏,看大昭寺的金顶,看布达拉宫,看色拉寺的僧人辩经,看羊卓雍措像蓝宝石做成的哈达一般蜿蜒曲折,着实令人震颤。

火车上遇到一位五六十岁的电气师傅,因为拉萨设备的供氧问题被紧急调度到西藏,错过了汉历新年。师傅中等身材,有和我相近的身高,面部的沟壑和棱角很是明显,一张风霜的脸却显着红褐色的生气。他的小桌上总是摆着廉价的香烟盒和白酒,在火车上烟气缭绕的,活出了江湖兄弟的风骨。师傅满是烟酒与愁肠……但眼如铜铃,目光如炬,我便知道他是一个和生活战斗着的英勇的人,在烟酒中透着血与火的力量。

可能是 2020 崭新的十年的缘故,日光城很罕见地下了雪。雪中的大昭寺广场上百十个磕长头的信众,便从八廓街的第一个转角开始,戴着磕长头用的毛毡和手套,每走一步便停步,下跪,再五体投地地,将五脏六腑都献给祖国贫瘠的土地,和土地下埋藏的、不知名的吝啬小神。磕完一个长头后再吃力地起身,合掌拜天,拜佛,拜大地,一直拜到大昭寺的门前,看到寺顶金光闪闪的双鹿了,便停下脚步,以更为虔诚的姿态将一生献给这空气中古老而庞大的力量。他们将自己高贵的身躯放下来,将大地作为床,天作为铺盖,自己化为尘世中的蚂蚁。藏人的一生若是在大昭寺前磕了十万个地老天荒的长头,才算是战胜了生来的罪孽,终是可以跳出六道轮回的。

这也是一种人生。

或曰,何为文学?何为《新生》?我说文学便是生活,便是眼如铜铃,目光如炬的热火一般的信仰。文学不是条条框框勾勒出的、字正腔圆的乌托邦,对于写在纸上的文字,它也会有倒钩、棘刺和弧角。文学的力量在于战斗,在于翻越围在自己四周的藩篱,从而为自己争得一个原野般广袤、自由的思想世界。而正如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所说,正是这种无止境的斗争给予了西西弗斯存在的意义,让他变得鲜活,变得伟大。八股取士取不出卡夫卡,被上了枷锁的诗歌也生不出海子、北岛和乌青——于是便有了《新生》,希望当代的写作和学习不至于僵化,希望我们能有新兴的、旺盛的生命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等将上下而求索。

张云起

我写了那么多字,才明白一个道理:文艺是逃避。

文艺被人赋予了太多的意义:譬如说“文以载道”,譬如说为改良社会而文艺云云。这些意义都太空洞、太崇高。它们不过是幌子,是文艺女神手中挥舞的诱人的紫色手绢,在欺骗着一个又一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走向朝拜的道路。

这条道路极其艰辛,难以完成,可前来朝拜的人仍然络绎不绝。他们期待着文艺女神在道路的终点出现,用她的无上光芒为他们加冕:他们默契地相信,这条道路的终点真实存在,因为它看上去是那么的崇高而诱人。

我也曾是一个文艺女神的忠实信徒。我愿意在她面前一躬到地,诚惶诚恐地将她赞美,在千万蜡炬中吻她的脚,在神殿中央唱她的名,可如今,我只愿摘去她那诱人的、令人误入歧途的桂冠,并将它折断然后再焚毁。我将对于我渎神的举动毫无忏悔,她只不过是众人想象的造物。

可如果文艺不是那些崇高的目标的话,又是何物呢?难道只是单纯的享乐抑或是消遣?这样的观点我曾同意,我乐于诚实地承认:我读书,我写作,不过是因为如此我快乐。

可我们难道只是为快乐而活着的吗?我们是人类,富有同情心,懂得互相关怀。生而为人,我们可以无私地对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负有责任,这是我们的尊严所在。当这样一种巨大的社会责任感落在头上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文艺不过是逃避。

像过去的隐士一样,今天我们沉迷于文艺的时候,也不过是想暂时抛下这个纷繁的世界,钻到另一个无有乡安然做一个桃源之梦而已。在科技不断向前的今天,只有文艺让我们得以停下来歇一歇,甚至不时回望一下过去。唯有文艺,给我们以慰藉。

胡臻杰

很久没有看书了,更长的时间没有写过什么。

其实本来这篇序也是不会有的,我准备用我以前为另一个活动准备的一篇,蛮百搭的,我从小用到大。也是天高皇帝远的原因,毕竟松江与普陀中隔着三千光年,老师找到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找不到被褥间的我,老师找到了学校,学校找到了家长,家长找到了被褥间的我,视频会议,拉近了我与老师的距离。

所以你们的延长假期怎么样啊,好长的时间。这个假期一定有很多特殊的体验吧,有意思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经过了你的嘴,我的嘴,他的嘴,她的嘴传出去就成了故事。到处都是故事,故事是最有意思的事。

白斩鸡到了,等一下我,我去打下酱油。

酱油翻了,我回来了。

想到了酱油我就想到了生活,我妈。长久以前有过一次讨论,她知道我的想法是去写点东西,她问我:“你怎么就确定,你写的东西一定会大放异彩呢?”因为我在平常的交谈中对我的文字好像充满了激情,信心。我对她打赌说:“你到现在活了几十年,如果你能够把你记事起的每一件事如实地,一笔一画地写下来,记下每一件的前因后果,不隐含地写下当时的感受,那一定会是一本巨著。”比如那些好笑的事情啊,把它们记下来,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本巨著,一本没有任何人能够想到的作品,渐渐消亡这些作品,我觉得很可惜。

有关于期刊的事。我一直在想我们的期刊是一种怎样的定位,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期刊呢?有些人说,文学期刊理当是文学性。我不置可否。我想到这个期刊的与众不同之处,并不是这个期刊是一个文学水平高超的期刊,并不是这个期刊是一个思想超前的期刊,而是这个期刊,是一个包校的期刊。这个期刊的诞生,并不是为了成为《上海文学》缩小版,《萌芽》减配版,《收获》初级版,而是为了留下一个遗憾的,幼稚的,叛逆的残影,一个包校的文艺氛围的缩影,一个包校学生生活的缩影,一个内核,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